李杜二人，成绩之高，影响之巨，鲜有可比者。大文豪苏东坡以至感慨：“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而，跟着二人的归天，李白、杜甫诗歌的好坏之争随之出现。各类概念大致可分为三派：扬李抑杜、扬杜抑李、李杜并重。
李白比杜甫大11岁，成名也比杜甫早，贺知章见之认为“谪仙人”，唐玄宗闻其名而亲身召见，供奉翰林，“帝爱其才，数宴饮”。杜甫也屡以诗赞誉，如“白也诗无敌”“李侯有佳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等。用今天的话来说，贺知章、唐玄宗、杜甫都曾是李白的“粉丝”。然而，李白谢世后，杜甫晚年佳作连连，诗名继起。于是，从中唐到晚唐，便起头有了李杜好坏之争，并呈现了三派看法。
在李杜之后，最后表白杜甫高于李白的人是元稹。杜甫的孙子晓得元稹不断喜好杜甫的诗，因而在为祖父灵榇迁葬途中，请元稹为杜甫写一篇墓系铭。在这篇文章中，元稹盛赞杜甫：“则诗人以来，未有如杜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放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克不及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大致来看，最早的扬杜抑李论者次要是从反映民生疾苦、规戒社会败北的角度来评判李杜的高下。
可是，相关概念立即遭到韩愈的否决与驳倒。他在《调张籍》一诗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好笑不自量。”韩愈与元稹等人分属分歧的文人集团，论诗主意也有所分歧，因而对他们扬杜抑李的概念提出了锋利的攻讦。能够说，韩愈是中国最早的李杜并重论者。后来，顾陶、李商隐、杜牧等多持此论。
唐代帝王多好诗，唐玄宗以外，唐文宗李昂也算一位。《唐诗纪事》曾评介：“帝好五言，便宜风致多同肃、代，而古调清俊。”唐文宗在位时曾公布一份诏书：以李白歌诗、斐F剑、张旭草书为三绝。由此，晚唐皮日休、吴融、郑谷诸诗人多重李白。吴融曾明白亮相：“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
进入宋代当前，唐人三派并存的场合排场被打破了，扬杜抑李的声浪逐步占领优势，成为支流。这里面的缘由是多方面的，但确实与几位大人物的影响相关。
第一位大人物是欧阳修。他是其时的文坛魁首，政治地位很高，诗、词、散文和学问均可谓一流。他和宋祁在修撰《书》的过程中，进一步确立了杜甫的诗史地位。他说：“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唐宋两代皆重史，杜甫在野史中荣获“诗史”的名号，可是一件大事。
第二位大人物是王安石。他是其时的掌握相，诗文、学问可谓一流。王安石于前代诗人最推崇杜甫，曾说：“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一次见到杜甫画像，竟然跪拜再三，泪如泉涌，并赋诗一首，暗示“愿起公死从之游”。生前曾编选李、杜、韩、欧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尚排在韩愈、欧阳修之下。很多人都不睬解。王回覆：“白之歌诗豪宕超脱，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罢了，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顿挫，疾徐纵横，无施不成……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尔后来无继也。”意义是说，李白只要“豪宕超脱”的气概，而杜甫知变，气概多样。
宋人还有诗话记录，王安石认为李在杜下还有一个缘由：“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意义是说，李白诗一气直下，语速太快，不如杜甫平铺直叙，更有节拍感。并且，李白的诗多写女人和酒，见识不高。
第三位大人物是黄庭坚。他与苏轼并称“苏黄”，又能词，是宋代最有影响的诗派“江西诗派”的魁首。他曾说：“精采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因为他对杜诗的推崇，故“江西诗派”便都崇奉杜甫，后来又成长为“一祖三宗”之说，即以杜甫为祖，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报酬宗。黄与二陈是其时诗坛的风云人物，都倡导承继杜甫的诗风。
除了这三位大人物的影响，宋代的两种情况也滋长了扬杜抑李的风气。一个是文学情况。宋代文人地位甚高，好发谈论，也喜好在诗中谈论。杜甫曾开以谈论为诗之先河，如论诗绝句等，颇逢迎宋生齿味。另一个是社会情况。宋代积弱积贫、边患严峻，国力远不如唐代强盛。良多文士、诗人、词家，从范仲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到陆游、辛弃疾、文天祥，无不伤时感事、感伤时世。这种沉痛表情，与杜甫的心绪和沉郁顿挫的诗风最为相通相融，故学杜甫者多于李白。
两宋期间，注杜诗者亦甚多。罗大经感伤：“至宋朝诸公，始知推尊少陵。”宋葛立方叹道：“则杜甫诗唐朝以来一人罢了，岂白所能望耶？”
不外，也有少数报酬李白打抱不服，倡导李杜并重。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李、杜二公，正不妥好坏。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克不及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克不及作。子美不克不及为太白之超脱，太白不克不及为子美之沉郁……论诗以李、杜为准，挟皇帝以令诸侯也。”刘克庄也对扬杜抑李的现象不满，但他不敢说王安石诸公，只说元稹“顿挫太甚”，为李白鸣不服。但这些人的呼喊，究竟敌不外王安石、黄庭坚等人的影响力，一时难成天气。直到明代，这种场合排场才有所改变。
明代初期，福建长乐有个叫高的人，历时近十年，编选了一部《唐诗品汇》。这是明代影响极大、历时最久的唐诗读本。其时，上至朝廷官府，下至村落私塾，多以此书为必读教材。高在此书中，对李杜二家诗根基持并重立场，对二人各体诗的感化、地位均作客观评述，这就改变了两宋以来扬杜抑李的风气。
然而，明代的文学思潮相当活跃，宋人残存的一些影响尚存。王世贞、胡应麟是明代有影响力和权势巨子性的诗评家，他们虽然李杜并举，视二报酬大师，但在频频的阐述与比力中，仍往往会流显露对杜评价略高一筹的倾向。但他们的前辈杨慎，则常常借对宋人的攻讦来为李白打抱不服。他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又说：“少陵虽号大师，不克不及兼善。一则拘于对偶；二则汩于典故……近世有爱而忘其丑者，专取而效之，惑矣！”
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等人，也都“严驳杜诗”，出格是王慎中，凡是宋人对杜诗褒扬处，他多逆来顺受地指出其不足，几乎使杜诗遍体鳞伤，跌到汗青低点。
因为有了宋、明人的狡辩、比力和阐发，人们对李杜二家诗的好坏高下、风貌各种，似乎有了更多、更清醒的认识，在原先不合颇大的形态下也日益趋同，逐步告竣共识。清初诗坛牛耳为王士祯，论诗倡神韵说，其《唐贤三昧集》的乐趣多在王维和孟浩然，对杜甫的诗不甚喜好，认为李杜齐名，却不类似，也无所谓李杜之争。继起者沈德潜，论诗主格调说，其《唐诗别裁集》以李杜为宗。
根基上看，清代从贺贻孙、全祖望、贺裳、冯班、赵执信到薛雪、乔亿、响亮吉、赵翼、管世铭、姚鼐、刘熙载等，根基上都持李杜并重的立场。即便个体人有扬杜抑李或扬李抑杜的倾向与看法，也只是独抒己见，未必过火。这方面，清人潘德舆有一段话较为公允。他说：“论李、杜不妥论好坏也。尊杜抑李，已非解人；尊李抑杜，尤乖风教。”
别的值得一提的是，杜诗注本号称千家，有“千家注杜”之谓，而注李诗者仅几十家，何故相差如斯之大？这是还有隐情的。除了杜甫的诗歌成绩，还由于杜甫诗中充满故国之思和家国情怀，出格是在易代之际，杜诗中的“每依斗极望京华”“国破江山在”“文武衣冠异昔时”“百年世事不堪悲”“故国平居有所思”等，尤能唤起遗民的思旧之情。出格是在明清易代之际，不少明代旧臣每有故国之思，一时不克不及以诗间接表达，便往往通过评注杜诗的方式来加以依靠和盘曲表达。钱谦益、朱鹤龄、金圣叹、仇兆鳌等都是注释杜诗的名家，他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注起杜诗，生怕几多与这种依靠和表达相关。久而久之，也就逐步构成了注杜诗者远多于李白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