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以来的文人士医生对“四大奇书”的关心，还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即对于“四大奇书”的文本改订和批改，这也是“四大奇书”成为小说典范的主要要素。
在“四大奇书”的传布史上，对于小说文本的修订已成保守。如《三国演义》，发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书坊主周曰校就“购求古本，敦请名流，按鉴参考，再三雠校。”虽着重于文字订正，但终究已表示出了对文本的修订。毛氏父子评点《三国志通俗演义》则有感于作品“被村塾究改坏”，故假托“悉依古本”对“俗本”进行校正删改。在毛氏父子看来，“俗本”在文字、情节、回目、诗词等方面均有不少问题，故其“悉依古本更正”。毛氏的所谓“古本”其实是伪托，其删改纯然是其独立的改写，有较高文本价值，表现了他们的思惟感情和艺术趣味。而《水浒传》从余象斗《水浒志传评林》起头就明白表示了对小说文本内容的修订，特别是“容与堂本”《水浒传》，在对文本作赏评的同时，对作品情节作了较多刊定，但在注释中不间接删去，而是标出删省符号，再加上恰当考语。金圣叹对《水浒传》的全面修订使作品在艺术上更进一层，在思惟上也表现了奇特内涵。就小说文本而言，一般认为刊于明崇祯年间的《新刻绣像攻讦金瓶梅》对《金瓶梅词话》作了较为全面的点窜和删削，与《词话》本比拟，此书更合适小说的体裁特征，从而成了后世的通行文本，张竹坡评本即由此而出。在《西纪行》的传布史上，《西游证道书》的首要价值即表此刻对小说文本的增删改订上，如情节疏漏的修补、诗词的改订和删削、论述的局部清理等都表示了对小说文本的批改，特别是归并明刊本第九、十、十一回为第十、十一两回，补充玄奘身世一节为第九回，从而成为《西纪行》之最初定本，更在《西纪行》传布史上有主要地位。
总之，明末清初对“四大奇书”的修订表现了文人对小说文本的“介入”，并在对文本的修订中凸起地表示了修订者本身的思惟、意趣和个性风貌。分析起来，此次要体此刻三个方面：
起首是对小说作品的表示内容作了具有强烈文人主体特征的批改。这凸起地表此刻金圣叹对《水浒传》的刊定和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的评改之中。
金圣叹批改《水浒传》表现了三层感情内涵：一是忧全国纷乱、揭竿斩木者此起彼伏的现实情结；二是辨明作品中人物忠奸的政治阐发；三是区分人物真假脾气的道德判断。由此，他腰斩《水浒》，并妄撰卢俊义“惊恶梦”一节，以表示其对现实的忧愁；凸起乱自上作，指斥奸臣贪虐、病国殃民的罪恶；又“独恶宋江”，凸起其虚假不实，并以李逵等为“天人”。这三者较着地形成了金氏批改《水浒》的主体特征，并在浩繁的《水浒》刊本中独树一帜，表示出了奇特的思惟与艺术个性。毛氏批改《三国演义》最为较着的特征是进一步强化“拥刘反曹”的正统观念，本着这种观念，毛氏对《三国演义》作了较多的增删，从情节的设置、史料的使用、人物的塑造甚至个体用词（如原作称曹操为“曹公”处即大多改去），毛氏都循着这一观念和精力加以革新。对于这一问题，学界持久以来颇多争论，或从毛氏维护清王朝正统地位的角度责备其表示出的思惟倾向，或从“华夷之别”的角度认为其乃为南明争正统地位，所说角度纷歧，但均认为毛氏批本有着明白的政治倾向和民族认识。这两种概念都过于强化了政治色彩，其实，毛批本中的政治倾向虽然十分较着，但也不必过多地从明清易代角度立论，其“拥刘反曹”的正统观念现实表现的仍是保守的儒家思惟，更表示出了作者对于一种抱负政治和政治人物抱负人格的认同，即赞誉以刘备为代表的仁爱和批判以曹操为典型的残暴，故其评改表现了政治与人格的双重尺度。从而使毛本《三国》成了《三国演义》文本中最重正统、最富文人色彩的版本。
其次是对小说文本的形式体系体例造了全体的加工和清理，使“四大奇书”在艺术形式上趋于固定和完美。
古代通俗小说源于宋元话本，因而在从话本到小说读本的进化中，其形式体系体例必定要经由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四大奇书”也不破例。明末清初的文人拔取在通俗小说成长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四大奇书”为对象，因而他们对作品形式的修订在某种程度上即可视为完美和固定了通俗小说的形式体系体例，并对后世的小说创作起了示范感化。如崇祯本《金瓶梅》删去了“词话本”中的大量词曲，使带有较着“措辞”性质的《金瓶梅》由“说曲稿”演为“说散本”。再如《西游证道书》对百回本《西纪行》中人物“自报家门式”的大量诗句也作了删改，从而使作品从话本的形式渐变为读本的款式。对回目标修订也是此期间小说评改的一个主要方面，如毛氏批本《三国演义》“悉体作者之意而联贯之，每回必以二语对偶为题，务取精工。”回目对句，言语求精，富于文采，成章回小说之一大特色，而至《红楼梦》达巅峰形态。
第三是对小说文本在艺术上作了较多的增饰和加工，使小说文本愈益精美。此次要包罗三个方面，一是补正小说情节之疏漏，通俗小说因为其民间性的特色，情节之疏漏可谓触目皆是，人们基于对作品的细心批读，将其逐个指出，并一一补正。二是对小说情节框架的全体调整，如金圣叹腰斩《水浒》而保留其精髓部门，虽有思惟观念的限制，但也包含艺术上的考虑；再如崇祯本《金瓶梅》将本来首回“景阳岗武松打虎”改为“西门卿热结十兄弟”，让仆人公提早出场，从而使情节相对地比力紧凑。又如《西游证道书》补写唐僧身世一节而成《西纪行》足本等，都对小说文本在全体上有所增饰和调整。三是对人物抽象和言语艺术的加工，此种例证俯拾皆是，此不赘述。
“四大奇书”在其本身的传布过程中获得文人的普遍修订，确乎是鞭策了“四大奇书”向“典范”的演化历程。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由于文本一经独立问世，世人本无对其加以润色增订的本能机能，然而，这一现象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呈现却有其特殊的缘由。在中国古代文学成长史上，通俗小说历来是一种地位卑下的体裁，虽然数百年间其创作极为茂盛且影响深远，但这一体裁一直处在中国古代各体文学之边缘。通俗小说的传播根基是民间性的，其创作步队也是基层性的。传播的民间性使得通俗小说在刊刻过程中被人增饰修订成为可能，而创作者地位的基层性又使这种行为趋于公开和近乎合法。古代通俗小说有大量的创作者湮没无闻，而其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成了书坊能肆意翻刻和更改的对象。“四大奇书”亦然。能够说，这是通俗小说在其外部社会文化情况影响下所构成的一种并纷歧般的现象。同时，“四大奇书”得以普遍修订与其编创体例也相关系，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在其成长历程中表现了一条由“世代累积型”向“小我独创型”成长的演化轨迹。而所谓“世代累积型”的编创体例是指有很大一部门通俗小说的创作在故事题材和艺术形式两方面都表现了一个不竭累积、逐渐完美的过程，因而这种小说文本并非是一次成型、独立完成的。在明清通俗小说成长史上，这种编创体例曾是有明一代最为次要的创作体例，进入清代当前，通俗小说的编创体例虽然逐渐向“小我独创型”成长，但前者仍未隔离。“四大奇书”的编创体例也包含了浓厚的“累积型”特色。这种在民间传播根本上逐渐成书的编创体例使得小说文本往往处于“流动”形态，正由于是在“流动”中逐渐成书的，其成书也并非最终定型，仍为儿女的增订留有较多余地；同时，正因其一直处于“流动”形态，人们作出新的增订就较少观念妨碍。在“四大奇书”的传布修订过程中，虽然人们常常以得“古本”而为其增饰作遮眼，但这种狡狯其实是尽人皆知的，修订者对此其实也并不太为在意。“四大奇书”在传布刊刻过程中获得了普遍增饰修订，人们也常把这种增饰修订视为一次艺术再缔造勾当。金圣叹就明白传播鼓吹：“圣叹批《西厢》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他批《水浒》虽无雷同宣言，然旨趣倒是统一的。他腰斩、改编《水浒》并使之自成面貌，正强烈地表现了这种精力。
如何对待这一现象？我们要将其放在中国小说汗青的成长长河中加以调查，而从汗青成长角度看，我们能够得出如许的结论：文人攻讦家对“四大奇书”的修订加速了通俗小说的“文人化”历程，而通俗小说的“文人化”是中国古代小说得以成长的一个主要要素。
综观通俗小说的成长汗青，其文人化历程仍是有迹可寻的，特别是它的两头：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清康乾期间的《红楼梦》《儒林外史》，通俗小说的文人化可说是有一个优良的初步和美满的收束，但在这两头之间，通俗小说的文人化却履历了一段漫长且迟缓的历程。明代嘉靖当前，跟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发行，通俗小说的创作在明中后期构成了一股高潮，然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所激发的这一股创作高潮并未完全循着这两部作品所表现的“文人化”的创作路向成长，相反，却是激起了一股“通俗”的小说创作高潮，无论是汗青演义仍是豪杰传奇，也无论是神魔小说仍是初起的言情小说，世俗性、民间性都是其配合的追求。因而，通俗小说真正的“文人化”历程是从晚明起头的，并且不间接来自创作者，而更头要的缘于文人攻讦者，我们完全能够如许认为，影响通俗小说成长历程的除了小说家本身外，文人攻讦家起到了至关主要的感化，充任着一个主要脚色，他们与小说作家一路配合完成了通俗小说艺术审美特征的转型。在文人攻讦家的参与下，通俗小说通过攻讦家的改编和攻讦，其思惟和艺术价值均有了较着的提高，在此，自李卓吾以来的文人小说评点家如金圣叹、黄周星、毛氏父子等对小说的评改提高了通俗小说的汗青地位，也使通俗小说提高了文人化的程度。明代“四大奇书”即最初定于文人评点家之手，而成了古代小说的范本，对小说的成长起到了积极感化，使得持久缺乏高档次文人参与的中国通俗小说终究在清代中叶迎来文人化的飞腾，这就是《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呈现，至此，小说的文人化才最终成型。
综上所述，“四大奇书”成为明代小说的典范，与多方面要素相关，文人以新的视角和评价系统观照“四大奇书”是这四部作品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之典范作品的外部前提，这种冲破体裁的限制、超越通俗小说体裁卑下的观念无疑是“四大奇书”甚至通俗小说作品能成为文学典范的必不成少的要素；而文人对“四大奇书”的普遍增饰修订又使这四部作品在文本内涵上逐渐趋于完美，其思惟性、艺术性的提拔是“四大奇书”成为文学典范的内在前提。就全体而言，对“四大奇书”评价系统的转化和文本的增饰修订表现了一条将通俗小说逐渐推向“文人化”的道路，这一“文人化”历程现实上是中国通俗小说成长史上的一大转机，而在这一过程中，“四大奇书”有着特殊意义，这是一组具有典型性的小说作品，在小说史上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