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士人接管李白的过程，既是其接管李白诗所承载的价值观和审美妙的过程，亦是挖掘、凝练李白作品典范价值和意义的过程。唐宋期间，以苏轼为代表的士人所揭示的李白诗歌所表示的士人挺拔独行的风操时令和人格力量以及天才诗人的艺术特征，成为唐宋期间、同时也是此后李白诗歌最有影响也最有价值的典范内涵。32)等儒家的三纲五常规范李白的诗歌，试图以此确立李白诗歌的价值，但同从教化、家国出发否认李白诗歌价值的路数一样，都未能揭示李白诗歌作为典范的真正价值。可是李白诗歌与唐宋士人的精力契合点在于何处?扩而展之与中国古代士人的精力契合点在于何处?李白和杜甫，各称诗仙、诗圣，分歧的称呼反映出他们的诗歌为中国文学与文化所做出的分歧贡献。
内容撮要：典范是文本在其传布过程中构成的，任何典范都有其典范化的汗青过程，李白诗歌亦不破例。作为天才诗人，李白典范地位简直立，就在盛唐现代，至迟不外中唐。在宋代，又获得进一步强化。唐宋士人接管李白的过程，既是其接管李白诗所承载的价值观和审美妙的过程，亦是挖掘、凝练李白作品典范价值和意义的过程。唐宋期间，以苏轼为代表的士人所揭示的李白诗歌所表示的士人挺拔独行的风操时令和人格力量以及天才诗人的艺术特征，成为唐宋期间、同时也是此后李白诗歌最有影响也最有价值的典范内涵。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度社会科学基金严重投标项目“历代唐诗选本拾掇与研究”(项目编号16ZDA174)阶段性功效。
作者简介：詹福瑞，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传授，出书过专著《中古文学理论范围》等。
所谓典范，就是意义持久、价值深远，可谓文学典型的名作。中国文学史，从必然意义上说，就是文学典范史。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精髓，典范以活性文化的形态，在历代获得传布，并参与到历代文化扶植中去，影响一代又一代人。典范之所以成为典范，自有其文本的价值地点。但典范之被确定为典范，则是在传布过程中构成的。正由于如斯，一般而言，典范的构成城市有一个汗青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文学作品在其久远的汗青传布过程中，其文学的典型意义和价值逐步获得挖掘凝练、不竭遭到爱崇，文学史地位不竭强化的典范化过程。可是具体环境也有所分歧。有些典范名扬现代，后世亦有盛誉；有的则藏匿现代，却获得后人的必定。李白的作品，即属于前者。作为天才诗人，他的典范地位简直立，就在盛唐现代，至迟不外中唐。在宋代，又获得进一步强化。关于李白的诗歌，已有文章阐述李白诗歌在唐五代的典范化①。本文在此根本之上，扩展到宋代，试图进一步确定李白诗歌成为典范的时间，并阐述李白被典范化的价值取向。
对文学作品典范化的调查，可有多个路子，但大致不离轨制的干涉、文本传布和攻讦阐释三个方面。在中国古代，轨制对文学作品的典范化影响，次要表示为仕的铨选与其相关的教育，如经书的典范化。此外还表示为皇帝及名臣的立场。李白的诗赋，在李白活着的盛唐期间，就负有盛名。李白诗歌的典范化，起首来自帝王、朝表里名流对李白诗歌的爱崇。天宝中，李白被唐玄宗召入翰林，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平民，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故及此?’”②名动京师。然而，李白是以什么闻名于朝廷的呢?是玄宗所谓的道义吗?李白在未被玄宗召见之前，确实是在不竭通过各类体例蓄其声名的，他交友道士，学纵横术于赵蕤，自命策士，学剑山东，以侠自任，仗剑去国，在扬州不到一年，就散金三十万。这些简直也给他带来必然的名声，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就说他“少以侠自任，而门多长者车”③。特别是出蜀之后，李白无意识地投刺名人，天然也给他添加了名气。可是，真正让他成名的不是什么“道义”，而是才名，更切当地说是诗赋，如裴敬《翰林学士李白墓碑》所说，李白是“以诗出名，召入翰林”的④。李白以诗文名被朝廷召入翰林，又以诗文为朝廷所用，以至所崇。任华《杂言寄李白》：“见说往年在翰林，胸中矛戟何森森。新诗传在宫生齿，佳句不离明主心。”⑤可见其时李白的诗在宫中颇为传播。在帝国政治就是帝王政治的社会中，唐玄宗对李白的厚待与推崇，无疑会普遍扩大李白诗歌的影响。
李白诗歌之被注重，当然不是起首来自帝王，而是现代的名流。与李白统一期间的出名诗人杜甫写了十二首或赠、或忆李白的诗，此中有《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皇帝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⑥《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爽庾开府，飘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杜甫全集校注》，第1册，第107页)又《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文采承殊渥，传播必绝伦。……”(《杜甫全集校注》，第3册，第1682页)杜甫这三首诗，恰好是从李白为人个性和其诗歌成绩两个方面评价李白的。对于李白的个性，杜甫诗描画了他任情使性的纵放性格；而评价李白的诗，喻之为鲍照和庾信，气概清爽飘逸，诗思飘然不群，惊风雨而泣鬼神，同时代诗人中，无出其上者。这既能够证明李白诗在其时的影响，又可看出时人对李白诗的高度评价。当然，杜甫其时还算不得名流，他的话在其时也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因而他要借贺知章这位名流评价李白的话，证明本人所言不虚。可是，杜甫这位伟大诗人对李白人格个性及其诗歌气概、艺术成绩的精确把握和高度评价，对其后却影响深远，对于李白诗歌的典范化，有着主要的意义。
与李白同时的别的几位名流的盛名，非杜甫所能比。他们选举李白，在玄宗朝应有很大影响。李白去世时已经委寄身后拾掇文集的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说：“七子至白，中有兰芳。情理宛约，文句妍丽，白与前人争长，三字九言，鬼出神入，瞠若乎后耳。白久居峨眉，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大鹏赋》时家藏一本，故宾客贺公奇白风骨，呼为谪仙子。”⑦李白《对酒忆贺监》诗序亦云：“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⑧李白由于元丹丘而认识持盈法师。但魏颢未言因何而与元丹丘成为伴侣，又因何而被持盈法师采取。由于都信道教，天然是其次要缘由，不外从魏颢文章的前后文看，李白与元丹丘及持盈法师的交往，还在于他出没无常、与前人争长的诗文，李白也因之而进入翰林。裴敬《翰林学士李白墓碑》“以诗出名，召入翰林”的话，可与此彼此印证。至于贺知章，曾做过礼部侍郎兼集贤学士。他不只仅是掌管遴选士子的仕宦，仍是才学殊胜方可进馆的集贤学士，“学士怀先王之道，为搢绅轨仪，蕴扬、班之词彩，兼游、夏之文学，始可处之无愧”⑨。他对人的评价，当如汉末士人魁首李膺批评人物，凡经其批评者，皆如鱼跃龙门。贺知章称李白为“谪仙人”，不只仅是对其风神边幅的评价，也包罗了对他诗文的印象。孟棨《本领诗》云：“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⑩李白诗因而而“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名声愈发大起来。正由于李白在现代名流中有如许大的声名，所以魏颢才“不远命驾江东访白，游露台，还广陵，见之”(11)。由此可见，李白在盛唐诗坛的地位，在现代就曾经确立。
李白典范诗人地位简直立，从这一期间的唐诗选本也可进一步获得证明。盛唐期间的唐诗选本此刻可见者，有《河岳英灵集》《搜玉小集》和《国秀集》。据傅璇琮、李珍华考据，《搜玉小集》“所收诗人，大部门属初唐期间，少数几个，如裴漼(《书》卷一三〇)，许景先(《书》卷一二八)，韩休(《书》卷一二六)，以及王、余(徐)延寿等，均糊口至开元初、中期。无开元中后期及天宝时诗人……从这些方面看来，《搜玉小集》当编成于开元后期或天宝前期”(12)。此集未收李白。《国秀集》为唐人芮挺章于天宝三载编就。因所选为“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的诗人，并且是“风流婉丽”“可被管弦者”(13)，李白、杜甫均未入选。李白未入选以上两个选集，缘由是比力清晰的。二书以创作成绩集中于开元期间的初唐诗报酬主；而李白，虽然天宝初即有诗名，可是他的代表作多在天宝入朝之后，宜其不入选两本选集。
到了以盛唐为次要选诗标的目的的《河岳英灵集》(14)，殷璠不只入选李白，并且一会儿就编入十三首：《战城南》《远分袂》《野田黄雀行》《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15)《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咏怀》《酬东都小吏以斗酒双鳞见赠》《答俗人问》《古意》《将进酒》《乌栖曲》。任何文本的典范化过程，都有一个典范的价值揭示与凝练过程。《河岳英灵集》之于李白诗歌的典范化，有两个方面值得留意：其一，是对李白其人及其诗文个性特征的揭示。“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唐人选唐诗新编》，第120-121页)“志不拘检”，是对李白思惟个性的归纳综合，认为李白思惟不受世俗束缚，尽情率性。这该当是李白思惟个性最早的归纳综合。对李白的诗文，殷璠则归纳综合为“纵逸”及“奇之又奇”。纵逸，即情思与表示气概的奔放不羁。“奇之又奇”，则是李白代表作的奇特地象、感情给人形成的出人意料的惊讶感。这两个方面的归纳综合，精确把握住了李白诗歌的特征。还有一点，殷璠溯其泉源，找到了李白诗文中所表示出的楚辞保守。其二，是对李白代表作的遴选。《蜀道难》《将进酒》《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远分袂》《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答俗人问》《乌栖曲》等代表作大都在编。而这些代表作又印证了李白“纵逸”与“奇”的气概。由殷璠的《河岳英灵集》，我们看到，从李白典范化之初，就捕获到了这位伟大诗人思惟纵逸、诗歌豪宕的特点，凸起了其作品奇之又奇的艺术价值。从此后历代评价李白的言论来看，最后的评价根基上奠基了汗青评价的基调。
中唐期间，有人起头比力李白杜甫好坏，呈现了扬杜抑李现象。白居易《与元九书》云：“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计其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大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篇，至于贯穿今古，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外三四十首。杜尚如斯，况不逮杜者乎?”(16)
中晚唐所编诗选，有《箧中集》等八种。《箧中集》为元结乾元三年所编，收录作者“皆以耿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唐人选唐诗新编》，第299页)者，凡七人，二十四首诗。因收录的诗人，是或曾经归天，或乾元间还去世、贫贱无禄位的人，因而李杜等诗人都未入选。元和间，令狐楚编《御览诗》，“所收三十位诗人，都是肃、代和德宗时人，即次要是大历和贞元时代的诗人。有些人虽糊口在元和，但收诗少少，如张籍只一首，诗体根基上为五七言律绝，气概以轻艳为主”(17)，盛唐诗人不在其选。高仲武贞元初编的《中兴间气集》，所选二十六位诗人，都是肃宗和代宗时人，不选盛唐诗人。所以郑谷攻讦说：“殷璠裁鉴英灵集，颇觉同才得契深。何过后来高仲武，品题间气未公心。”(18)姚合“于众集中更选其极玄者”凡二十一人、一百首诗，编成《极玄集》，盛唐诗人选王维和祖咏，但“此书所采不越大历以还诗格”，“诗多寒瘠”(19)，未选李白在其情理之中。及至韦庄，受《极玄集》开导，于光化三年编成《又玄集》，以杜甫、李白为卷首，选李白诗四首《蜀道难》《古意》《长相思》《金陵西楼月下吟》。此中《蜀道难》是李白的代表作。唐人选唐诗的另一主要选本，是后蜀韦縠编《才集结》。据其自叙：“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奇妙，并诸贤能章句，不成备录，各有编次。”(20)计收一千首，此中卷六收李白诗二十八首，是唐人唐诗选本中收李白最多的簿本，所选多为写男女相思或离情者，与《河岳英灵集》比拟，可见所选篇目，乃是韦縠的偏心，不完全代表李白的根基气概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