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原文刊载于《草堂》（现《杜甫研究学刊》）1983年第1期，总第5期。
被称为“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的李白和杜甫，他们是像兄弟一样的好伴侣。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永久并列着发出不灭的辉煌。李白比杜甫大十一岁，在他们二人的诗歌交往中，李白所作，传播下来的不多，五言三首：《沙丘城下寄杜甫》《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秋天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七绝一首：《饭颗山戏赠杜甫》。《尧祠》一首可疑，因杜甫未为补阙；而《酉阳杂俎》引作《祠上宴别杜考功》，杜甫亦未为考功。《饭颗山》一首，则见于小说——孟棨《本领诗》。这些，都是天宝之乱以前写的。两位诗人此后也未再碰头。我们从此也再找不到李白相关杜甫的诗作。杜甫则否则，在他的诗集中，相关李白之作，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天宝之乱前有七首：《赠李白》 (七绝)、《赠李白》(五言)、《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饮中八仙歌》、《冬日有怀李白》、《春日忆李白》，天宝之乱当前五首：《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不见》。此外，还有《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昔游》《遣怀》三首诗中也提到了他。此中尤以天宝当前诸作，豪情深挚，感人心曲。通过这些诗作，使李杜两大诗人的友情之光，千百年来，照射人世，成为文学界的嘉话。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是杜甫天宝之乱当前相关李白诗作中极为主要的一首。历来的杜诗研究者都很注重，如：胡应麟说：“杜赠李二十韵，真能够惊风雨，泣鬼神。” (《少室山房笔丛》)王嗣奭说：“此诗分明为李白作传，其生平履历备矣。”又说：“白才高而狂，人或疑其乏保身之智，公故为之辨白。如‘未负幽棲志，兼全宠辱身’。及‘楚筵辞醴’、‘梁狱上书’数句，皆锐意辩明。与王维诗‘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不异。总不欲使才人含冤千载耳。” (《杜臆》)钱谦益则征引此诗，以正鲁訔、黄鹤叙杜诗年谱之纰谬。(《钱注杜诗》本诗笺)
这首诗据宋人所编《杜集》，皆次于《秦州见敕目，薛三据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诸诗之后。而这四首诗，乃乾元二年(759)在秦州所作。因而，仇兆鳖《杜诗详注》卷八在此诗下注云：“(黄)鹤注：至德元年，永王璘军败丹阳，白奔宿松，坐系浔阳狱。二载，以宋若思将兵赴河南，过浔阳，验定罪薄，遂释其囚。辟为参谋，时白年五十七矣。乾元元年，终以汙璘事长流夜郎。诗云：‘五岭炎蒸地’，则是在长流之后，从旧编在乾元二年秦州作。”于诗末“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二句下，仇氏又注云：“此痛其抱枉莫伸，而漂泊浔江也。”又云；“今老病秋江，而思波终隔，故欲上问于苍天耳。曰：‘江滨’盖赦后还浔阳也，非指初时系狱浔阳也。”
李白流窜夜郎，半途遇赦得还，简直是乾元二年的事，但这年七月，杜甫因关中饥馑，弃官携家分开华州，去到秦州。十月，再由秦州到同谷，十二月，又由同谷到成都，所谓“流浪陇蜀”。其间山水险阻，道路艰难，动静当然是十分闭塞的。他在秦州，写了两首《梦李白》的诗，还说道：“江南瘴疠地，逐客无动静。”怎样一会儿就晓得他是“漂泊浔江”呢？何况，李白遇赦当前，出了三峡，起首是“还憩江夏、岳阳”。在岳阳，适逢贾至贬为岳州司马，他与贾至已经同泛洞庭，写了出名的《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此中有“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即湘君”这类诗句，申明曾经是秋天了。至于“赦后还浔阳”，那倒是第二年(上元元年)的事，因而，把这首诗定为乾元二年秦州所作，看来是有问题。
于是，近人又有另一种说法，把它定为宝应元年(762)之作。说：这年七月，杜甫送严武入朝，由绵州转赴梓州，不久返成都接家眷来梓州。大约在此时获知李白近几年来的环境，回忆起过去两人的友谊，于是写了这首二十韵的排律寄赠。并注释“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二句说：指李白遇赦后年纪已老，闲居浔阳，养病当涂。
据曾巩《李白诗集后序》：“以赦得释，憩兵阳、江夏。久之，夏如浔阳，过金陵，盘桓于历阳、宣城二郡”。两年之间，周流各地，其在浔阳，为时甚短，我们何从断定诗中“暮江滨”之必指浔江呢?更头要的，是从《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全诗中，我们一直看不见一点“遇赦得还”的内容。“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已用其时法，谁将此义陈?”说的是必必要替他辩冤。若是杜甫曾经于此时获知李白近几年来的环境，晓得他这时曾经脱节羁絏，快游庐山，写了《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这类绚丽，姿肆的名作，何至于诗中表示得还那样愤慨呢?
第一，从编集的次序来看，旧来把它和秦州所作四首寄怀友朋的五言排律放在一路，不是没有事理的。这首寄怀李白的诗，感念出身，互相慰籍，内容涉及天宝乱离，与编在它前面的四首千篇一律。杜甫作诗是有阶段性可寻的。一个期间所作的诗，往往内容、形式都有其共通之处，这五首诗，写作时间在几个月以内，应视为统一阶段之作。如上所述，他在秦州写“梦李白”时，还不晓得不久以前李白流放夜郎的动静，所以，还认为他在“江南瘴疠地”；只说到“君今在坎阱，何故有羽翼?”当他到了成都，起首就见到了高适。高适是否决“诸王分镇”的，并且加入了对永王璘的伐罪。乾元元年，永王兵败，宦官李辅国向肃宗进谗，降高适为太子少参事，乾元二年，出为彭州刺史，上元元年，转蜀州刺史。在彭州时，杜甫还从秦州给他寄过诗。(见前)高适和李白都是杜甫漫游梁宋期间的老伴侣，所谓“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遣怀》)。天然杜甫起首要向高适打听关于李白的动静；也只要通过高适如许的当事人，杜甫才能对李白遭祸的环境晓得得那样清晰。晓得他终究流放，成为“五岭炎蒸地，三危流放臣”了。并且，像“苏武先还汉，黄公岂事秦？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如许的分说，光靠远道传说风闻也是作不出来的。高适对李白的立场，可许还与杜甫有所分歧。“已用其时法，谁将此义陈?”字里行间，似乎还能看到杜甫对此几多有些非难的意味。它与《不见》诗中所说的“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是分歧的。前人编集，本不那么严密，往往依内容或体格分类，时间先后，但要求做到大致不差。这种例子不堪列举。
第二，因为诗中见不到“遇赦得还”的内容，我们就不克不及把写作时间定得过迟。由于成都不比秦州，并且，杜甫已于草堂假寓，多与处所仕宦往来，不象秦州与外界隔断，车马萧索。李白“遇赦”在乾元二年，这年夏秋之间，还憩江夏、岳阳，盘桓颇久，高适到成都时，可能不晓得这个动静。因而，杜甫诗中还暗示要替他辩冤，若是诗不作于上元元年，再把时间推迟，那末，一但动静传来，诗中生怕就几多该当提到一些“遇赦”当前的工作了。杜甫在《不见》诗题下自注：“近无李白动静。”黄鹤云：“诗云：‘世人皆欲杀’，当是白流夜郎之后，盖上元二年也。”(仇兆鳌《杜诗详注》引)这是对的。看来就是已得“遇赦”动静之后写的，所以才有“匡山读书处，头白早归来”的寄语。而仇兆鳌却说这两句诗的意义是：“悯其流放而望其生还”，就不合错误了。《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作于《不见》一首之前，尚无望其归来之语。所以，只能定在上元元年。
第三、从对于诗中“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二句的理解来看，这首诗也该当定在上元元年。上面曾经说过，断定“暮江滨”指的是浔江，不合错误。其实，把这两句诗注释为说李白现状，就不合错误。按照唐人写作寄怀亲朋诗的老例，很少有只说别人不说本人的。编在这首诗之前那四首五言排律，就全无破例。如《秦州见敕目，薛三据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宫，兼述索居凡三十韵》一首的“陇俗轻鹦鹉，原情类鹡鸰。秋风动关塞，高卧想仪形”；《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的“济世宜公等，安贫亦士常，会待妖氛静，论文暂裹粮”；《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的“笑为老婆累，甘与岁时迁。亲故行稀少，干戈动接连”；以致《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此邦今尚武”以下一段，莫不如斯。这两句诗，也该当是杜甫在说本人那时的环境。
本来，前人对这两句诗，早有把它作为杜甫自述己况来理解的。如《九家集注杜诗》引赵次公曰：“上两句盖公自言其如斯。盖言如白之才器，当蒙上知；而恩波顿隔，欲上天为问之也。公于老吟病起之中，思念白而起‘无怪’之感，‘无怪’则本可怪矣。”(赵所见本“莫怪恩波隔“作”无怪”)宋人赵次公是如许讲，清人姚鼐也是如许讲的：“末四句入本人。意言已从贼中蒙死归朝，尚遭烧毁，何怪白之隔于恩波乎，但乘槎相就罢了。” (见《今体诗钞》)二人注释诗意虽然略有分歧，其认为杜甫自述己况，则完全分歧。
再以杜诗中所展现的杜甫其时糊口环境来看，也无不逐个吻合。在秦州，杜甫虽然见到了“羌童看谓水，使客问河源”(《秦州杂诗》)，可是，从没有栖身过江滨，诗中也不曾提到过“江滨”。而在上元元年到了成都，卜居浣溪草堂当前，则屡屡言此，如“更有澄江销客愁” (《卜居》)、“缘江路熟俯青郊”(《堂成》)、“农家清江曲，柴门旧道旁”(《农家》) 、“野老篱边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野老》)等等，凡是在成都草堂所写的诗，几乎没有不提到“江上”或“江滨”的。而他这时能否常说本人既“老”且“病”呢？恰好也是。诗中见到的如“患气经时久，临江卜宅新” (《有客》)，衰疾江边卧，亲友日暮回”(《云山》)、“地卑荒原大，天远暮江迟。衰疾那能久，应无见汝期” (《遣兴》)、以及“多病所须唯药物”(《江村》)、“老病人扶再拜难”(《宾至》)、“时来访老疾，步屧到蓬蒿”(《北邻》)等等，真是纷歧而足。而这些诗，又大都是上元元年在草堂时所写的。“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不也恰是他此时此地的自我写照么?其利用的言语和表述的体例，也几乎没有两样。
当然，把这首诗的写作，定在上元元年，也不外是我们的一种揣度。能否合适现实，还待泛博杜诗的快乐喜爱和研究者，加以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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