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一代文豪，不外在唐代文学史上，他的地位仍是不克不及跨越李白与杜甫，以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仍是以负面抽象呈现。
然而在日本，白居易的地位倒是首屈一指，远非李、杜所能对比。在安然朝，“文集”一词，以至能够作为《白氏文集》的专出名词来利用；现今已遍及对前人直呼其名，而日本人却还称白居易为“白乐天”，称字不称名，在洛阳白居易墓，日文的献碑以至比中文的都多，碑文竟将白居易誉为“日本文化的恩人”。
良多人都说，这是由于白居易的诗言语简单，日本人容易读懂。然而如许的回覆，却显得有些太瞧不起日本人的华文程度了：日本人能将典故繁多的《文选》用得驾轻就熟，怎样可能只因简单易懂就尊白居易为第一？
白居易的文集最早传入日本是在公元838年，据《日本文德天皇实录》记录，其时的日本太宰少贰藤原岳守“捡校大唐人货色，适得元白诗笔奏上。帝甚耽悦。授从五位上”①。这一年是唐文宗开成三年，白居易时年67岁，住在洛阳。
白居易生前，其文集可以或许风行于日本，这在印刷术尚未普及、文学传布十分未便的中唐，非同寻常。相较之下，早他六七十年的李、杜，其文集传入日本却比白居易的晚了一百多年。②
日本处于安然时代，努力于引进唐朝文化，他们调派唐使，到大唐汇集中国第一流的著作，又操纵商船夹带接收中国典籍，遣唐使和商人遂成为文化传布的使者。
遣唐使虽然是日本的高级学问分子，但到了大唐，要面对由于“外国人”身份而带来的诸多未便，对中国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他们很难通过详尽阅读文本来给出判断，而只能依其风行程度而定；商人更不会关怀深层的文学价值，唯以风行度为进货原则。
早在元和十年（815年），44岁的白居易就在《与元九书》中谈到了本人作品的风行：
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童贞之口，每有咏仆诗者。
孺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对日本人来说，誉满全国的白居易，天然代表了大唐第一流的文化，故而引进他的诗作迫在眉睫，且不满足于那些零散的单篇作品和单行小集，而是追求全集。838年所调派唐使，肩负的重担之一就是汇集白居易的全集。
巧的是，白居易是中国诗人中少有的注重拾掇文集之人，会昌五年（845年），他为文集作序云：
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姑苏南禅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圣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朗，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于家，传于后。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③
值得一提的是，到晚唐和北宋，合理日本人对白居易作品不竭接收和消化之时，中国文坛却呈现变局，庄重文学峻厉批判风行文学，杜牧讥白居易云：
“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所为。传播人世，子父女母交口传授，淫言媟语入人肌骨不成去。”
更巧的是，因为894年安然朝的“学问之神”菅原道线年的遣唐使遂成了最初一届，此后日本不像以前那么大规模成系统地接收中国文化，白居易的作品恰似踏上了一座文化孤岛，避免了中国文坛思惟变化带来的冲击，不断保留着9世纪上半期的昌盛地位。
作为白居易的前辈，中国诗坛并伫的双峰——李、杜为什么没有在日本发生如斯大的影响？
李、杜不像白居易那样重视结集，且晚年恰恰赶上安史之乱，战乱对文学传布的影响庞大，宝应元年（762），李阳冰为李白作《草堂集序》云：
“自华夏有事，公避地八年；其时著作，十丧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
所以，李、杜在唐人心中的地位，生怕也难与白居易相敌。杜甫生前名声不显，而生前名声显赫的李白，其作品被典范化也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今人选唐诗，李白的诗几乎必选。而在唐人那儿却没这么高的待遇。如收盛唐诗人作品的《国秀集》（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箧中集》（乾元三年，公元760年），都没有李白的诗。
直至白居易时代，李、杜都还未被典范化。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恰是白居易书判拔萃科登第的后一年），日僧空海随遣唐使入唐，遍搜唐人文集，归国撰有《文镜秘府论》，这部反映了9世纪初唐人文学观的著作，竟仍没给李、杜留有出格的位置。
李、杜诗的典范化，起始于元稹、白居易的鼎力倡导，直到北宋才宣布完成。在白居易时代，李、杜还需借白居易扩大影响，其影响力明显不克不及与后者同日而语，以至到晚唐五代，《旧唐书》关于李、杜、白的列传里，李、杜只是《文苑传》中的渐渐过客，白居易才被视为诗人中的俊彦：
所以，日本人未在白居易时代之前就把李、杜当做第一流的诗人引入，并非其目光奇特，而是受限于文集之传播。何况，在其时的汗青前提下，即便中国也还没起头以李、杜为尊，日本人更不成能领先中国人的理解，提前付与李、杜高尚地位。
有人认为，崇尚“物哀”、感情细腻的日本人和白居易闲适伤感诗极为贴合，所以日本人出格喜爱白居易。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实则否则，论者倒置了二者发生影响的时间逻辑。
譬如，表示“物哀”的代表作当首推《源氏物语》，而该书作者紫式部倒是白居易的忠诚读者，此中到处可见白居易诗的化用。
再往前，“学问之神”菅原道真倡导日本特色的“国风文化”，然而“国风”又是如何的气概呢？其诗“谓似乐天，自书为荣”。⑤
到了近代，作家川端康成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中，曾用“雪月花”来归纳综合日本文学的保守美。而这浓缩了日本人奇特审美情调的“雪月花”，也恰是出自白居易的《寄殷协律》：“琴诗酒伴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
于是，与其说日本人奇特的审夸姣尚令其更容易接管白居易的诗歌，不如说他们的审夸姣尚恰是在白居易的协助之下成立起来的。
白居易集传入日本，正值安然朝中期。天皇势力陵夷，外戚藤原家掌权。律令轨制慢慢失效，贵族们地位的起落完全取决于与藤原家的亲疏。对贵族来说，政管理想不复具有，朝上进步心大为削弱，宴饮行成功为日常。加之其时天然灾祸与社会动乱频发，正契合了释教所宣扬的“末法降临”，贵族们厌世情感高涨，焦躁不安。
白居易晚年，朝中牛李党争愈演愈烈；又历甘露事情，宦官势力通天；更不消说朝堂之外的藩镇林立，大唐慢慢病入膏肓，士人们却无可何如。面临这种棘手的社会形势，保守的儒家思惟无用武之地。优游于儒佛之间的白居易选择“中隐”：
这种思惟，虽无益于民、无补于世，但可以或许抚慰焦躁的贵族们的心里，与白居易面对着雷同困局的贵族们，在中国第一流诗人的感化之下，获得了一条可走之路，天然望风而靡。